第十三章 · 三
在菲南达被撇在一边的那些日子里,她最担心的是梅梅回家过第一次假期时在家里不见奥雷良诺第二的人。由于发生了那次饱得快撑死的事,她的这份担心总算结束了。当梅梅回家时,她的父母已经商定,不仅要使女儿相信奥雷良诺第二仍然是个老实守家的丈夫,而且还要不让女儿看到家里的伤心事。每年有两个月的时间,奥雷良诺第二扮演着模范丈夫的角色。他常常举行有冰淇淋和饼干点心的小舞会,而那欢快、活跃的女儿总要弹一阵古钢琴,给舞会增添欢畅悦人的气氛。从那时就可以看出来,她从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性格极少,而同十二、三岁时的阿玛兰塔倒一模一样。那时的阿玛兰塔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闷,她的舞步常常使全家欢腾。这还是她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秘密恋情彻底改变了她内心的向往之前的事。但是,与阿玛兰塔不同,与所有的人都不同的是梅梅还没有表现出家中那种孤独的命运。看起来,她对周围的世界是心满意足的,即使每天下午两点被关在房里,受着严厉纪律的约束,苦练古钢琴的时候也是如此。一眼便可看出,梅梅是喜欢这个家的。她一年到头都渴望着由于她的回家而使年轻人欢腾喧哗。这与她父亲酷爱欢闹、过分好客的脾性相去无几。这种灾难性遗传的第一个迹象是在她第三次回家度假时发现的。那次梅梅把四位修女和六十八位女同学带回家,邀请她们在家里住一个星期。这是她主动请来的,事先没打一声招呼。
“真是要命!”菲南达抱怨说,“这孩子野得跟她父亲一个样。”
他们不得不向邻里借了许多板床和吊床。还让她们分九批就餐,并规定了洗澡时间。为了使这些穿着蓝色校服和男式靴子的女孩子不至于整天东颠西跑,还特地借了四十只小板凳给她们坐。这次邀请弄得一团糟,因为这些吵吵嚷嚷的女学生刚刚轮流吃早饭,吃完了又要轮流吃午饭了,接着又是晚饭。整整一个星期中,她们只到香蕉种植园去玩了一次。到晚上,修女们已经筋疲力尽,动弹不得,无法再宣讲教义,而这帮不知疲倦的小姑娘却还在院子里唱着单调乏味的校歌。有一天,她们简直要把乌苏拉给踩扁了,因为她老人家硬是想在最忙乱的地方显显身手。还有一天,修女们突然惊叫起来,因为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居然不顾有这么多女学生在院子里,就大模大样地在栗树下小便。阿玛兰塔差一点把大伙儿吓坏了,因为当她正在给汤锅里加盐时,有一个修女闯进了厨房,修女唯一想到要打听的是问她那一把把放进去的白粉是什么东西。
“砒霜。”阿玛兰塔说。
她们到达的那天晚上,这些女学生们都想在睡觉前上一趟厕所,结果是一片混乱,直到凌晨一点,最后一批女孩子才刚刚轮到进去。于是菲南达买了七十二只便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是把晚上的问题变成了早上的问题。因为从天明开始,厕所门前的女孩子们就排起了长龙,每人手中都端着一只便盆,等着进去清洗。尽管有几个学生发了高烧,还有几个人被蚊虫咬的地方发了炎,但大部分人对艰难困苦表现出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就是在最炎热的时候,她们也还在院子里追逐嬉戏。等到她们终于离去时,花木给折断了,家具被弄坏了,墙上画满了图画写满了字,但是,菲南达却原谅了她们造成的破坏,因为她为她们的离去松了口气。她把借来的床铺、方凳都一一还掉,又把七十二只便盆藏进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从此以后,这个关闭的、过去曾是家庭精神生活中心的房间便得了个新称呼:“便盆间”。对奥霍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来说,这个名称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当家里人在为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一尘不染、完好如初而赞叹的时候,他就看出这房间已经变成了一个垃圾箱。不管怎么说,在他看来究竟谁有道理都无所谓,他所以会知道这个房间的新用途,那是因为菲南达在那里出出进进藏便盆,忙了整整一个下午,影响了他的工作。
就在这几天里,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又在家里出现了。他径直穿过走廊,同谁也不打招呼,把自己关在工作间里同上校交谈。尽管乌苏拉已经不能看到他的模样,可她能辨别出他那双工头穿的皮靴的鞋跟碰撞地面的声响。她惊奇地发现他与家庭之间,甚至与童年时代一起玩过天真的换名游戏的孪生兄弟之间都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两人已经毫无共同之处。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身材瘦长,举止庄重,矜持沉思,有着撒拉逊人的愁郁的气质。他最象他的母亲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了。乌苏拉抱怨自己在谈到家中事情时,总是把他忘了。但是,当她感到他又出现在家里,还发觉上校居然在工作时间里允许他进房间时,她便重新搜索起自己陈旧的回忆。她断定,准是在童年的某个时候,他跟他的孪生兄弟调换过名字了。因为是他而不是他的兄弟应该叫奥雷良诺。谁也不了解他的生活细节,只知道有个时期他连个固定的住处也没有。他在庇拉·特内拉家里饲养斗鸡,有时就在那里睡觉,但几乎总是在法国女郎的房间里过夜的。他象是乌苏拉行星体系中一颗游移的星,没有情感也没有雄心地四处飘荡。
实际上,自从很久以前的一个早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把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带到司令部去以后,他就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也不会是任何其他家庭的成员了。那次带他去司令部并不是为了让他看一次枪决,而是为了让他在后半辈子里永远不要忘记被枪决者的那种凄惨而略带讥讽的微笑。这不仅是他最早的记忆,而且也是他孩提时代的唯一记忆。另一件往事是,他记起有一位身穿不合时宜的背心,头戴鸦翼帽的老人,曾面对着耀眼的窗子叙述种种奇观,但他记不清这是什么时期发生的事。这一种模模糊糊的记忆,既无教益也无留恋可言。它跟对被枪决者的回忆大相径庭,因为后者实际上确定了他一生的方向,而且随着他日益衰老,这件往事越来越清晰地返回他的记忆,好象时间的消逝使他与这件往事越来越接近了。乌苏拉曾想通过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劝告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结束这种闭门自锁的状态。“你应该劝他去电影院跑跑,”她对他说,“即使他不喜欢看电影,也至少可以有个透透新鲜空气的机会呀。”可是不久她就发现,他也象上校一样对她的苦求始终无动于衷,他们俩都披着一层密不透风的护甲,对亲切的情感毫无反应。尽管她从来不知道,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俩关在工作间那段漫长的时间里究竟谈了些什么。可她明白,他俩是家里唯一由亲缘关系联结在一起的人。
其实即使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也无法使上校跨出与世隔绝的门坎。女学生们的侵入实在超出了上校的忍耐限度。他借口说结婚的那间房里虽然烧毁了雷梅苔丝那些成了蛀虫美餐的玩具娃娃,蛀虫却还在泛滥,于是在工作间里架起了吊床,这样他除了大小便要到院子去外更是足不出户了。乌苏拉没能同他草草谈上几句话。她知道,在小金鱼做完之前,他是不会瞥一眼饭菜的,而总是把饭菜推到桌子的一端,也不管菜汤表面是否结了硬皮,肉碗是否已经冰凉。自从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拒绝支持他在垂暮之年再发动一场战争以来,他变得越来越生硬了。他给自己的内心也上了门闩,最后家里人想起他时,仿佛把他看作已经死了似的。在十月十一日他走出沿街的大门去观看马戏团的队伍之前,人们没有看到过他作为一个活人的任何反应。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来说,这一天同他最后几年中的任何一天都一样。清晨五点钟,围墙外蛤蟆和蟋蟀的喧闹把他惊醒了。星期六以来就下着连绵细雨,没有必要再听那花园里树叶上淅淅沥沥的雨声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从他冰冷的肌骨里早已感觉到了这种声音。他象往常一样裹着羊毛毯,穿着那条长长的原棉衬裤。尽管这条裤子由于尘垢累累已成了老古董,连他自己也把它叫作“哥特式衬裤”,可他图它舒服还是一直穿在身上。他套上一条瘦腿的长裤,但没有扣上钮子,也没有在衬衫领上别起那颗常用的金钮扣,因为他准备去洗澡。后来他把毯子往头上一兜,象戴了顶尖顶高帽,又用手指理了理污腻的胡须,到院子解手去了。那时,离天气放晴出太阳还有许多时日,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还在被连绵阴雨浸得朽腐了的棕榈叶凉棚下打着盹。上校没有看见他,因为他从未见过父亲在凉棚下的情景。当热乎乎的小便溅到父亲鞋子上时,他也没有听见父亲的幽灵被惊醒时对他讲的那番令人费解的话。他把洗澡的事推后了,并不是因为天气寒冷或潮湿,而是因为十月间的大雾使人气闷。回到工作间,他闻到一股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点燃炉芯的气味,便到厨房去等着咖啡煮开,以便盛一碗不放糖的咖啡带走。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象每天早晨那样问他是星期几?他回答说是十月十一日星期二。望着这个被火光映成金黄色的冷漠的女人——这个女人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任何时刻对他来说都象是完全不存在的——,他突然想起,在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某个十月十一日,蓦然产生一种确凿无疑的念头,即刚同他睡过觉的那个女人死了的想法把他惊醒了。她确实死了,他没有忘掉日期,因为就是这个女人在死前一小时还问过他星期几。尽管他想起了这些往事,但这一次仍然不清楚他的这些预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不灵验了。他一边煮咖啡,一边继续想着那女人。这纯粹是出于好奇,丝毫没有陷入怀旧的危险。他从来不知道那女人姓甚名谁,也没有见过她生时的模样,因为她是摸着黑,跌跌撞撞地来到吊床边的。但是在以同样方式闯入他生活中来的那么多女人之中,他不记得是否就是这个女人,在他们初交的狂热中,哭得差点儿淹死在她自己的泪水里,而且在死前不到一小时,还信誓旦旦地向他表示过至死不渝的爱情。他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回到工作间后,就不再想念她或任何其他女人了。他开了灯,数了数放在洋铁罐头里的小金鱼。已经有十七条了。自从他决定不再出售这些小鱼以后,他仍然每天做两条,等到积满了二十五条时,就把它们熔化在坩埚里,重新再做。他全神贯注地做了整整一个上午,什么也没想,也没有发觉上午十点钟雨就下大了,有人从工作间门口走过,叫喊着把门关起来,以免房间进水。直到乌苏拉拿着午饭进来,并关掉电灯之前,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好大的雨啊!”乌苏拉说。
“十月了嘛。”他说。
他讲这些话时,眼睛并没有离开当天做的第一条小鱼,因为他正在给鱼嵌上红宝石眼睛,直到完工,并把它跟别的小鱼一起放进罐头后,他才开始喝菜汤。然后,他慢慢悠悠地吃起盛在一个盘子里的洋葱烩肉块、白米饭和油煎香蕉来了。他的胃口无论是在最好还是最糟的情况下都没有什么变化。吃罢午饭,他又觉得闲得慌。由于他有一种科学的迷信,饭后不经过两个小时的消化他是从来不干活、不看书、不洗澡、也不行房事的。这种信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当年他曾好几次推迟战争行动,以免部队面临积食的危险。所以,他往吊床上一躺,一边用小刀掏着耳垢,几分钟以后,他就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走进了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四周都是白色的墙壁。一种自己是进入这个房间的第一个人的沉重感觉使他感到不安。睡梦中他又想起,在头一天的晚上,在最后几年中的许多夜晚,他都做过同样的梦。他知道醒来时这个梦境就会在脑海中消失,因为那个重复出现的梦境有一个特点,即只能在同样的梦中才能回忆起来。果然,一会儿工夫,当理发师来敲工作间的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醒来时,只觉得自己仅仅不知不觉地打了短短几秒钟盹,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梦。
“今天不理了,”他对理发师说,“咱们星期五见。”
他的胡子已经三天没有刮了,上面斑斑点点地沾着细茸茸的白毛,但他并不认为有刮的必要,因为星期五理发时可以一起解决。在令人不适的午睡时,那粘糊糊的汗液使胳肢窝里的腋疮又隐隐作痛。雨已经停了,但太阳还没有出来。嘴巴里酸溜溜的菜汤味使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打了一个响嗝,仿佛他听到了器官的指令,兜起毯子上厕所去了。他在厕所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蹲在木头箱子里冒出的浓重的臭气上,直到习惯告诉他已到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候为止。在这段等待的时间中,他又记起今天是星期二,因为这个日子香蕉公司种植园里发工薪,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没有来工作间。他的这种回忆就象这些年里的其它所有回忆一样,都使他不由自主地想起战争来。他想起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曾答应给他搞一匹额头有白斑的战马,但后来却再没有提起。接着他的思绪又转到了其它零散的往事,对于这些往事,他只是不加鉴别地想想而已。由于不可能想别的事情,他已经学会了冷静地进行思考,免得那些无法避免的回忆刺痛了自己的心。回到工作间以后,看看空气开始收燥了,他认为这是洗澡的好时间,可是阿玛兰塔已经先他而去了。于是,他就开始做这一天的第二条小鱼。当他正在镶嵌金鱼尾巴的时候,太阳喷薄而出,强烈的光照竟象单桅小船那样吱嘎作响。被三天连绵细雨洗净了的空气中满是飞蚁。这时他觉得自己想小便了,但想等做完这条小鱼后再去。四点十分,他正要去院子时,忽然听到远处鼓乐齐鸣,儿童们欢呼雀跃。从他青年时期起,他还是第一次有意识地踏进了怀念的陷阱,他想起了吉卜赛人来的那个神奇的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认识冰块的情景。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搁下她正在厨房里的活儿,朝门口跑去。
“马戏团来啦。”她叫了起来。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没有到栗树下去,他也走到了沿街的大门口,挤进了观看马戏团队伍的好奇的人群里。他看到一位穿着金色衣服的女人坐在一头大象的后颈上。看到一头悒郁的单峰骆驼。他看到一只熊穿着荷兰女人的衣服,用大铁勺和平底锅打着拍子,还看到一些小丑在游行队伍的最后走着钢丝。等到队伍走完以后,又看到他那可怜的孤独的脸庞。大街上只剩下那明亮的空间,空气中满是飞蚁,另有几个好奇者还在心神不定地翘首观望。于是,他一边想着马戏团,一边向栗树走去。小便时他还试图继续想马戏团的事,却已经记不起来了。他象一只小鸡似地把头缩进脖子里,前额往栗树干上一靠,就一动不动了。家里人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才发觉,那是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到后院去倒垃圾,才注意到兀鹫正在一只只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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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要命!”菲南达抱怨说,“这孩子野得跟她父亲一个样。”
他们不得不向邻里借了许多板床和吊床。还让她们分九批就餐,并规定了洗澡时间。为了使这些穿着蓝色校服和男式靴子的女孩子不至于整天东颠西跑,还特地借了四十只小板凳给她们坐。这次邀请弄得一团糟,因为这些吵吵嚷嚷的女学生刚刚轮流吃早饭,吃完了又要轮流吃午饭了,接着又是晚饭。整整一个星期中,她们只到香蕉种植园去玩了一次。到晚上,修女们已经筋疲力尽,动弹不得,无法再宣讲教义,而这帮不知疲倦的小姑娘却还在院子里唱着单调乏味的校歌。有一天,她们简直要把乌苏拉给踩扁了,因为她老人家硬是想在最忙乱的地方显显身手。还有一天,修女们突然惊叫起来,因为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居然不顾有这么多女学生在院子里,就大模大样地在栗树下小便。阿玛兰塔差一点把大伙儿吓坏了,因为当她正在给汤锅里加盐时,有一个修女闯进了厨房,修女唯一想到要打听的是问她那一把把放进去的白粉是什么东西。
“砒霜。”阿玛兰塔说。
她们到达的那天晚上,这些女学生们都想在睡觉前上一趟厕所,结果是一片混乱,直到凌晨一点,最后一批女孩子才刚刚轮到进去。于是菲南达买了七十二只便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是把晚上的问题变成了早上的问题。因为从天明开始,厕所门前的女孩子们就排起了长龙,每人手中都端着一只便盆,等着进去清洗。尽管有几个学生发了高烧,还有几个人被蚊虫咬的地方发了炎,但大部分人对艰难困苦表现出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就是在最炎热的时候,她们也还在院子里追逐嬉戏。等到她们终于离去时,花木给折断了,家具被弄坏了,墙上画满了图画写满了字,但是,菲南达却原谅了她们造成的破坏,因为她为她们的离去松了口气。她把借来的床铺、方凳都一一还掉,又把七十二只便盆藏进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从此以后,这个关闭的、过去曾是家庭精神生活中心的房间便得了个新称呼:“便盆间”。对奥霍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来说,这个名称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当家里人在为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一尘不染、完好如初而赞叹的时候,他就看出这房间已经变成了一个垃圾箱。不管怎么说,在他看来究竟谁有道理都无所谓,他所以会知道这个房间的新用途,那是因为菲南达在那里出出进进藏便盆,忙了整整一个下午,影响了他的工作。
就在这几天里,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又在家里出现了。他径直穿过走廊,同谁也不打招呼,把自己关在工作间里同上校交谈。尽管乌苏拉已经不能看到他的模样,可她能辨别出他那双工头穿的皮靴的鞋跟碰撞地面的声响。她惊奇地发现他与家庭之间,甚至与童年时代一起玩过天真的换名游戏的孪生兄弟之间都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两人已经毫无共同之处。霍塞·阿卡迪奥第二身材瘦长,举止庄重,矜持沉思,有着撒拉逊人的愁郁的气质。他最象他的母亲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了。乌苏拉抱怨自己在谈到家中事情时,总是把他忘了。但是,当她感到他又出现在家里,还发觉上校居然在工作时间里允许他进房间时,她便重新搜索起自己陈旧的回忆。她断定,准是在童年的某个时候,他跟他的孪生兄弟调换过名字了。因为是他而不是他的兄弟应该叫奥雷良诺。谁也不了解他的生活细节,只知道有个时期他连个固定的住处也没有。他在庇拉·特内拉家里饲养斗鸡,有时就在那里睡觉,但几乎总是在法国女郎的房间里过夜的。他象是乌苏拉行星体系中一颗游移的星,没有情感也没有雄心地四处飘荡。
实际上,自从很久以前的一个早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把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带到司令部去以后,他就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也不会是任何其他家庭的成员了。那次带他去司令部并不是为了让他看一次枪决,而是为了让他在后半辈子里永远不要忘记被枪决者的那种凄惨而略带讥讽的微笑。这不仅是他最早的记忆,而且也是他孩提时代的唯一记忆。另一件往事是,他记起有一位身穿不合时宜的背心,头戴鸦翼帽的老人,曾面对着耀眼的窗子叙述种种奇观,但他记不清这是什么时期发生的事。这一种模模糊糊的记忆,既无教益也无留恋可言。它跟对被枪决者的回忆大相径庭,因为后者实际上确定了他一生的方向,而且随着他日益衰老,这件往事越来越清晰地返回他的记忆,好象时间的消逝使他与这件往事越来越接近了。乌苏拉曾想通过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劝告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结束这种闭门自锁的状态。“你应该劝他去电影院跑跑,”她对他说,“即使他不喜欢看电影,也至少可以有个透透新鲜空气的机会呀。”可是不久她就发现,他也象上校一样对她的苦求始终无动于衷,他们俩都披着一层密不透风的护甲,对亲切的情感毫无反应。尽管她从来不知道,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俩关在工作间那段漫长的时间里究竟谈了些什么。可她明白,他俩是家里唯一由亲缘关系联结在一起的人。
其实即使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也无法使上校跨出与世隔绝的门坎。女学生们的侵入实在超出了上校的忍耐限度。他借口说结婚的那间房里虽然烧毁了雷梅苔丝那些成了蛀虫美餐的玩具娃娃,蛀虫却还在泛滥,于是在工作间里架起了吊床,这样他除了大小便要到院子去外更是足不出户了。乌苏拉没能同他草草谈上几句话。她知道,在小金鱼做完之前,他是不会瞥一眼饭菜的,而总是把饭菜推到桌子的一端,也不管菜汤表面是否结了硬皮,肉碗是否已经冰凉。自从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拒绝支持他在垂暮之年再发动一场战争以来,他变得越来越生硬了。他给自己的内心也上了门闩,最后家里人想起他时,仿佛把他看作已经死了似的。在十月十一日他走出沿街的大门去观看马戏团的队伍之前,人们没有看到过他作为一个活人的任何反应。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来说,这一天同他最后几年中的任何一天都一样。清晨五点钟,围墙外蛤蟆和蟋蟀的喧闹把他惊醒了。星期六以来就下着连绵细雨,没有必要再听那花园里树叶上淅淅沥沥的雨声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从他冰冷的肌骨里早已感觉到了这种声音。他象往常一样裹着羊毛毯,穿着那条长长的原棉衬裤。尽管这条裤子由于尘垢累累已成了老古董,连他自己也把它叫作“哥特式衬裤”,可他图它舒服还是一直穿在身上。他套上一条瘦腿的长裤,但没有扣上钮子,也没有在衬衫领上别起那颗常用的金钮扣,因为他准备去洗澡。后来他把毯子往头上一兜,象戴了顶尖顶高帽,又用手指理了理污腻的胡须,到院子解手去了。那时,离天气放晴出太阳还有许多时日,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还在被连绵阴雨浸得朽腐了的棕榈叶凉棚下打着盹。上校没有看见他,因为他从未见过父亲在凉棚下的情景。当热乎乎的小便溅到父亲鞋子上时,他也没有听见父亲的幽灵被惊醒时对他讲的那番令人费解的话。他把洗澡的事推后了,并不是因为天气寒冷或潮湿,而是因为十月间的大雾使人气闷。回到工作间,他闻到一股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点燃炉芯的气味,便到厨房去等着咖啡煮开,以便盛一碗不放糖的咖啡带走。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象每天早晨那样问他是星期几?他回答说是十月十一日星期二。望着这个被火光映成金黄色的冷漠的女人——这个女人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任何时刻对他来说都象是完全不存在的——,他突然想起,在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某个十月十一日,蓦然产生一种确凿无疑的念头,即刚同他睡过觉的那个女人死了的想法把他惊醒了。她确实死了,他没有忘掉日期,因为就是这个女人在死前一小时还问过他星期几。尽管他想起了这些往事,但这一次仍然不清楚他的这些预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不灵验了。他一边煮咖啡,一边继续想着那女人。这纯粹是出于好奇,丝毫没有陷入怀旧的危险。他从来不知道那女人姓甚名谁,也没有见过她生时的模样,因为她是摸着黑,跌跌撞撞地来到吊床边的。但是在以同样方式闯入他生活中来的那么多女人之中,他不记得是否就是这个女人,在他们初交的狂热中,哭得差点儿淹死在她自己的泪水里,而且在死前不到一小时,还信誓旦旦地向他表示过至死不渝的爱情。他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回到工作间后,就不再想念她或任何其他女人了。他开了灯,数了数放在洋铁罐头里的小金鱼。已经有十七条了。自从他决定不再出售这些小鱼以后,他仍然每天做两条,等到积满了二十五条时,就把它们熔化在坩埚里,重新再做。他全神贯注地做了整整一个上午,什么也没想,也没有发觉上午十点钟雨就下大了,有人从工作间门口走过,叫喊着把门关起来,以免房间进水。直到乌苏拉拿着午饭进来,并关掉电灯之前,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好大的雨啊!”乌苏拉说。
“十月了嘛。”他说。
他讲这些话时,眼睛并没有离开当天做的第一条小鱼,因为他正在给鱼嵌上红宝石眼睛,直到完工,并把它跟别的小鱼一起放进罐头后,他才开始喝菜汤。然后,他慢慢悠悠地吃起盛在一个盘子里的洋葱烩肉块、白米饭和油煎香蕉来了。他的胃口无论是在最好还是最糟的情况下都没有什么变化。吃罢午饭,他又觉得闲得慌。由于他有一种科学的迷信,饭后不经过两个小时的消化他是从来不干活、不看书、不洗澡、也不行房事的。这种信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当年他曾好几次推迟战争行动,以免部队面临积食的危险。所以,他往吊床上一躺,一边用小刀掏着耳垢,几分钟以后,他就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走进了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四周都是白色的墙壁。一种自己是进入这个房间的第一个人的沉重感觉使他感到不安。睡梦中他又想起,在头一天的晚上,在最后几年中的许多夜晚,他都做过同样的梦。他知道醒来时这个梦境就会在脑海中消失,因为那个重复出现的梦境有一个特点,即只能在同样的梦中才能回忆起来。果然,一会儿工夫,当理发师来敲工作间的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醒来时,只觉得自己仅仅不知不觉地打了短短几秒钟盹,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梦。
“今天不理了,”他对理发师说,“咱们星期五见。”
他的胡子已经三天没有刮了,上面斑斑点点地沾着细茸茸的白毛,但他并不认为有刮的必要,因为星期五理发时可以一起解决。在令人不适的午睡时,那粘糊糊的汗液使胳肢窝里的腋疮又隐隐作痛。雨已经停了,但太阳还没有出来。嘴巴里酸溜溜的菜汤味使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打了一个响嗝,仿佛他听到了器官的指令,兜起毯子上厕所去了。他在厕所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蹲在木头箱子里冒出的浓重的臭气上,直到习惯告诉他已到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候为止。在这段等待的时间中,他又记起今天是星期二,因为这个日子香蕉公司种植园里发工薪,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没有来工作间。他的这种回忆就象这些年里的其它所有回忆一样,都使他不由自主地想起战争来。他想起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曾答应给他搞一匹额头有白斑的战马,但后来却再没有提起。接着他的思绪又转到了其它零散的往事,对于这些往事,他只是不加鉴别地想想而已。由于不可能想别的事情,他已经学会了冷静地进行思考,免得那些无法避免的回忆刺痛了自己的心。回到工作间以后,看看空气开始收燥了,他认为这是洗澡的好时间,可是阿玛兰塔已经先他而去了。于是,他就开始做这一天的第二条小鱼。当他正在镶嵌金鱼尾巴的时候,太阳喷薄而出,强烈的光照竟象单桅小船那样吱嘎作响。被三天连绵细雨洗净了的空气中满是飞蚁。这时他觉得自己想小便了,但想等做完这条小鱼后再去。四点十分,他正要去院子时,忽然听到远处鼓乐齐鸣,儿童们欢呼雀跃。从他青年时期起,他还是第一次有意识地踏进了怀念的陷阱,他想起了吉卜赛人来的那个神奇的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认识冰块的情景。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搁下她正在厨房里的活儿,朝门口跑去。
“马戏团来啦。”她叫了起来。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没有到栗树下去,他也走到了沿街的大门口,挤进了观看马戏团队伍的好奇的人群里。他看到一位穿着金色衣服的女人坐在一头大象的后颈上。看到一头悒郁的单峰骆驼。他看到一只熊穿着荷兰女人的衣服,用大铁勺和平底锅打着拍子,还看到一些小丑在游行队伍的最后走着钢丝。等到队伍走完以后,又看到他那可怜的孤独的脸庞。大街上只剩下那明亮的空间,空气中满是飞蚁,另有几个好奇者还在心神不定地翘首观望。于是,他一边想着马戏团,一边向栗树走去。小便时他还试图继续想马戏团的事,却已经记不起来了。他象一只小鸡似地把头缩进脖子里,前额往栗树干上一靠,就一动不动了。家里人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才发觉,那是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到后院去倒垃圾,才注意到兀鹫正在一只只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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