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 二
某个星期四的下午两点,霍塞·阿卡迪奥到神学院去了。乌苏拉以后回忆起他时,还总是送别时她所想象的那副模样:郁郁寡欢,神情严肃,没流一滴眼泪,正如她教诲的那样,在缀有铜扣子的绿色平绒长袍里又闷又热,脖颈上还打着一个上过浆的领结。饭厅里充满着扑鼻的花露水香味,这是乌苏拉为了能知道霍塞·阿卡迪奥在家里的行踪而洒在他头上的。在为他饯行的午餐上,全家人用欢乐的言词掩饰内心的不安,过分热情地为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的俏皮话捧场。但是,当人们把那只天鹅绒面子,角上包银的箱子抬出去的时候,活象是从家里抬出了一口棺材。唯一拒绝参加送行的就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
“咱们家就缺这桩恼人的事了。”上校咕哝着,“这就是出了个教皇!”
三个月后,奥雷良诺第二和菲南达把梅梅送进了修女学校,回家时带回一架击弦古钢琴,放在原来自动钢琴的地方。也就是这个时候,阿玛兰塔开始织她的裹尸布了。香蕉热已经平息下来,马贡多的老居民们被外乡客挤到了角落里,艰难地靠着昔日的那些不稳定的资源维持生活,但是他们对劫后余生总还是感到庆幸。家里仍然接待客人吃午饭,但实际上直到许多年后香蕉公司离去,也未恢复到先前那种盛况。尽管如此,在好客的传统意义上还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那时是菲南达在实施她的法律。由于乌苏拉已被撇到黑暗的世界,阿玛兰塔在专心致志地织她的裹尸布,所以那位昔日学做女王的人便可以自由地挑选食客,并把她父母灌输给她的各项严厉的规矩用到他们头上了。在马贡多这个被外乡客的粗鄙弄得浑身抽搐的市镇里——这些外乡客恣意挥霍他们轻易取得的财富——她的严厉却把这个家变成了陈规陋习的堡垒。对她来说,无须转弯抹角,正经清白的人就是那些与香蕉公司没有任何牵连的人。就连她的小叔子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也成了她歧视政策的牺牲品,因为在先前的欢闹中他又去拍卖那些剽悍的斗鸡,并且还在香蕉公司当过工头。
“要是染上外乡客的疥疮,”菲南达说,“您就别再踏进这个家门。”
强加给家里的束缚如此严厉,奥雷良诺第二最终觉得还是在佩特拉·科特家里要舒服得多。开始时,他借口减轻妻子的负担,把一大堆杂物搬走了。后来又借口牲口下不了崽,把牛栏马厩都搬走了。最后借口情妇家里要凉快些,把他处理事务的小办公室也搬走了。等到菲南达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丈夫还活着的寡妇时,再想把事情回复到过去那副模样已经太迟了。奥雷良诺第二几乎连吃饭都不在家里,他唯一还保持的同妻子一起睡觉的假象已经骗不了谁了。有天晚上,他由于疏忽,第二天早晨在佩特拉·科特的床上被菲南达发现。与他想象的相反,菲南达既没有骂他一句,也没有发出丝毫怨恨的叹息,这一天,她叫人把他的两大箱衣服送到他情妇家里。箱子是大白天送去的,菲南达还吩咐一定要走马路中间,好让大家都看到,满以为这样一来,她出轨的丈夫就会羞愧难言地低着头回到正道上来了。可是菲南达的这一英雄壮举只不过再一次证明,她既不了解丈夫的性格,也不知道这种社会与她父母时代的社会已经毫不相干,因为所有看到送去那两大箱衣服的人都说,这是一段无人不知其内情的历史终于达到了自然的结局,而奥雷良诺第二则更是为他赢得的自由欢庆了三天。对这个妻子更为不利的是,由于她穿着拖到脚跟的深色长裙,戴着不合时代的勋章,显出不看场合的傲气而开始见老的时候,那位情妇却穿起光彩夺目的真丝时装,两只乌黑发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收回了自己权利的喜悦,象是开始了第二次青春。奥雷良诺第二又以过去小伙子时的那股热情倾心于佩特拉·科特了。那时,佩特拉·科特并不是因为看中他而爱他的,而是因为她常常把他与他的孪生兄弟相混。她同时与他俩睡觉,以为这是上帝赐给她的宏福,使她有一个男人,而他的爱情却胜如两人。重新燃起的情欲是那么迫切,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在准备吃饭的时候互相瞅着,然后一句话不讲,盖上菜盆饭碗,饿着肚皮进卧室去寻欢了。奥雷良诺第二从他偷偷到法国女郎那儿去的时候看到的摆设中得到启发,给佩特拉·科特买了一张有主教式天篷的大床,在窗上挂起了天鹅绒窗帘、卧室的天花板及四面墙上都镶上了岩石似的玻璃大镜子。这样他就格外显得轻狂了。每天上午十一点火车到达时,他总是收到一箱一箱的香槟酒和白兰地。从车站回家的路上,他总是象跳即兴的昆比安巴舞似地把沿途碰到的人,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乡的,熟识的还是陌生的,都毫无区别地拉到家里。甚至连难以捉摸的只会讲外国话的布朗先生也被奥雷良诺第二诱人的表示所吸引,好几次在佩特拉·科特家里喝得酩酊大醉,叫那几条处处跟着他的德国猛犬随着他按照手风琴节奏信口哼起的得克萨斯歌曲跳起舞来。
“别生了,母牛啊,”奥雷良诺第二在聚会高·潮的时候叫了起来,“别生了,生命是短促的。”
他的脸色从未象现在这么好,也甭想更好了,而他的牲口下起崽来也从没象现在这样没完没了。在那无休无止的聚会上,杀了多少头牛和猪,宰了多少只鸡,连院子里的泥土都被血沤成了黑色的泥潭了。这里成了长年丢弃骨头和内脏、倾倒残羹剩饭的垃圾堆和泔脚缸,需要不时点燃炸药包,以免兀鹰啄掉了客人的眼睛。奥雷良诺第二的胃口简直与当年周游世界后回来的霍塞·阿卡迪奥不相上下。他身体肥胖,脸色发紫,行动象乌龟似地迟钝。由于他毫无节制的旺盛食欲,无与伦比的挥霍能力和绝无仅有的热情好客,其名声早已越出沼泽地一带,吸引了沿海地区最有名望的饕餮者。神话般的饕餮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常在佩特拉·科特家中举行的较量耐力与食量的这种反理性的比赛。在那个倒霉的星期六卡米拉·萨加斯杜梅出现之前,奥雷良诺第二始终是这种比赛的常胜将军。卡米拉·萨加斯杜梅是全国闻名的图腾式[1]的女性,人们给她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母象’。比赛一直延续到星期二天明。头二十四小时中,奥雷良诺第二在吞吃了一头小牛以及许多烤木薯、烤山药和香蕉,外加一箱半香槟酒以后,感到胜利在握。他显得比那位沉着的对手更加精神抖擞,生气勃勃。这位对手的用餐方式具有明显的职业性,但正因为如此,对于满屋挤得水泄不通的各式各样的观众来说,她的举止就不那么激动人心了。奥雷良诺第二狼吞虎咽地连连鼓动着腮帮子,因为求胜心切,他不停地说着脏话,而那位“母象”却以外科医生的技艺切着肉块,吃得不慌不忙,甚至带着某种乐趣。那是个高大而健壮的女人,可是尽管她体格魁梧,却仍然表现出女性的温柔。她的容颜是那么漂亮,她的双手保养得那么细嫩,她的魅力又是那么令人难以招架,以至奥雷良诺第二看到她进来时曾低声咕哝,他宁愿跟她在床上而不是在桌上较量一番的。后来,当看到她吃完了一整只牛腿而丝毫没有违反最温文尔雅的规则时,他一本正经地评论道,那头细腻、迷人、又不知满足的长鼻子动物,就某种意义而言真是位理想的女性。这一点他倒并没有搞错。她被誉为“母象”之前曾被称作“鱼鹰”,那是毫无道理的。她并不是碎牛的机器,也不象人们说的,是希腊马戏团中的那种长胡子的女人。她是演唱学会的指挥。她学会吃的艺术是在她成了家里的一位令人尊敬的母亲以后。她是为了寻找一种使她的孩子更好地摄取营养的方法才开始学习吃的艺术的,这就是不靠人为地刺激胃口而靠精神上的绝对安宁来吃饭的方法。她的理论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它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的:一个人如果内心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圆满解决,他就能不停地吃到精疲力尽为止。因此,她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而不是体育上的兴趣,才丢下演唱学会和家庭不管,来同一位以无原则大食客的美名誉满全国的男子比赛的。从她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发现,奥雷良诺第二不会因胃口不好而输掉,却会因脾气不好而败北。比赛的头一个晚上即将过去的时候,“母象”还是那么若无其事,而奥雷良诺第二已经因为太多的谈笑而显得疲惫不堪了。他们睡了四个小时。醒来后,各人喝了五十只柑桔的甜汁,八公升咖啡,还吃了三十只生鸡蛋。到比赛的第二个黎明,他们已经一夜未睡。在吃完了两只猪,一大串香蕉和四箱香槟酒以后,“母象”猜想奥雷良诺第二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现了与她相同的方法,不过走的道路却是全然不顾后果和荒唐的。那时他的情况已经比她想象的更加危险。当佩特拉·科特把两只烤火鸡端上桌子时,奥雷良诺第二离撑破肚皮只差一步了。
[1]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或其它特殊关系,此物(多为动物)即为该氏族的图腾——保护者和象征。
“如果你不行了,就别再吃吧,”“母象”说,“咱们的比赛是不分胜负。”
这完全是她的心里话、因为她明白自己也是不能再吃一口了,她不想因为造成对手的死亡而心感内疚。但是,奥雷良诺第二却把她的话看作是一次新的挑战,硬是把那只火鸡吞了下去,这显然超越了他那难以置信的能力。他昏过去了,一头扑在盛着残骨余屑的盘子上,嘴里象狗那样地吐着白沫,发出一种垂死挣扎的嘶哑的声音。他感到,在一片黑暗之中,有人把他从一座高塔的顶端抛向那无底的深渊。在他最后一刻清醒的闪光里,他知道在没完没了的坠落的尽头,等着他的是死亡。
“快把我送到菲南达那里去。”他勉强地说了一句。
抬他到家里去的朋友们都认为,他已经履行了对他妻子作出的决不死在情妇床上的诺言。当有人去告诉佩特拉·科特说奥雷良诺第二已经脱离危险时,她已经把奥雷良诺第二想穿着进棺材去的漆皮靴擦得锃亮,正想找人把这些东西给他送去呢。实际上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恢复了健康,十五天以后他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庆贺他死里逃生。他仍然住在佩特拉·科特家里,但每天都去看看菲南达,有时还留在家里吃饭,好象命运颠倒了事情的位置,使他变成了情妇的丈夫和妻子的情夫。
这对菲南达来说真是一种宽慰。在她被弃之一旁的百无聊赖之中,她唯一的消遣就是午睡时弹弹古钢琴,再就是看看孩子们的来信。她每隔十五天给孩子们写一封内容详尽的书信,其中没有一句是真话。她对孩子们总是隐瞒着自己的痛苦,总是避而不谈家里的伤心事。这个家尽管秋海棠上阳光灿烂,尽管下午两点钟时热得叫人窒息,尽管从大街上频频传来聚会的喧闹声,却还是越来越象她父母的那座殖民者的深宅大院了。菲南达在三个活着的幽灵和一个去世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幽灵之间独自徘徊。那死去的幽灵在她弹古钢琴时还常常赶来坐在厅屋阴暗的角落里,以询问的目光注视着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则成了一个影子。自从上次为了鼓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策划一场没有前途的战争而上街以来,他一直呆在工作间里,甚至很少到栗树下解手。他除了接待每隔三个星期前来给他理发的师傅以外,什么人也不接待。乌苏拉每天给他送一次饭,送什么他就吃什么。虽然他还象从前那样热心地做着小金鱼,但不再去卖了,因为他得知人们买他的小金鱼并不是把它看作珍品,而是看作一种历史性的遗物。他把雷梅苔丝的玩具娃娃堆在院子里点火烧了。这些娃娃从他结婚那天起就一直是他房间的装饰品。机警的乌苏拉发现她儿子正在做的事情,却未能制止得了。
“你可真是铁石心肠呀!”她对他说。
“这不是什么心肠不心肠的问题,”他回答说,“房间里简直要生满蛀虫了。”
阿玛兰塔织着她的裹尸布。菲南达不明白她为什么有时还给梅梅写信,甚至给她寄礼物,而对霍塞·阿卡迪奥却不屑一提。当菲南达通过乌苏拉问她原因的时候,阿玛兰塔回答说:“他们都会不明不白地死去的。”这回答在菲南达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始终未能解开的疑团。这位高挑个儿,细长身材,生性高傲和总是穿着好几层泡泡纱衬裙的阿玛兰塔,表现出一种经得起岁月及许多不幸回忆考验的,与众不同的气派,象是额头上印着表示贞洁的圣灰十字。其实,她的圣灰十字是在手上,在那条黑色绷带上。这绷带她睡觉时也不解下,并且总是由她自己洗净熨平的。她的生命就消磨在刺绣裹尸布上了。据说她是白天绣,晚上拆。她并不想以这种方式打破孤独,相反,想以这种方式来保持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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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家就缺这桩恼人的事了。”上校咕哝着,“这就是出了个教皇!”
三个月后,奥雷良诺第二和菲南达把梅梅送进了修女学校,回家时带回一架击弦古钢琴,放在原来自动钢琴的地方。也就是这个时候,阿玛兰塔开始织她的裹尸布了。香蕉热已经平息下来,马贡多的老居民们被外乡客挤到了角落里,艰难地靠着昔日的那些不稳定的资源维持生活,但是他们对劫后余生总还是感到庆幸。家里仍然接待客人吃午饭,但实际上直到许多年后香蕉公司离去,也未恢复到先前那种盛况。尽管如此,在好客的传统意义上还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那时是菲南达在实施她的法律。由于乌苏拉已被撇到黑暗的世界,阿玛兰塔在专心致志地织她的裹尸布,所以那位昔日学做女王的人便可以自由地挑选食客,并把她父母灌输给她的各项严厉的规矩用到他们头上了。在马贡多这个被外乡客的粗鄙弄得浑身抽搐的市镇里——这些外乡客恣意挥霍他们轻易取得的财富——她的严厉却把这个家变成了陈规陋习的堡垒。对她来说,无须转弯抹角,正经清白的人就是那些与香蕉公司没有任何牵连的人。就连她的小叔子霍塞·阿卡迪奥第二也成了她歧视政策的牺牲品,因为在先前的欢闹中他又去拍卖那些剽悍的斗鸡,并且还在香蕉公司当过工头。
“要是染上外乡客的疥疮,”菲南达说,“您就别再踏进这个家门。”
强加给家里的束缚如此严厉,奥雷良诺第二最终觉得还是在佩特拉·科特家里要舒服得多。开始时,他借口减轻妻子的负担,把一大堆杂物搬走了。后来又借口牲口下不了崽,把牛栏马厩都搬走了。最后借口情妇家里要凉快些,把他处理事务的小办公室也搬走了。等到菲南达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丈夫还活着的寡妇时,再想把事情回复到过去那副模样已经太迟了。奥雷良诺第二几乎连吃饭都不在家里,他唯一还保持的同妻子一起睡觉的假象已经骗不了谁了。有天晚上,他由于疏忽,第二天早晨在佩特拉·科特的床上被菲南达发现。与他想象的相反,菲南达既没有骂他一句,也没有发出丝毫怨恨的叹息,这一天,她叫人把他的两大箱衣服送到他情妇家里。箱子是大白天送去的,菲南达还吩咐一定要走马路中间,好让大家都看到,满以为这样一来,她出轨的丈夫就会羞愧难言地低着头回到正道上来了。可是菲南达的这一英雄壮举只不过再一次证明,她既不了解丈夫的性格,也不知道这种社会与她父母时代的社会已经毫不相干,因为所有看到送去那两大箱衣服的人都说,这是一段无人不知其内情的历史终于达到了自然的结局,而奥雷良诺第二则更是为他赢得的自由欢庆了三天。对这个妻子更为不利的是,由于她穿着拖到脚跟的深色长裙,戴着不合时代的勋章,显出不看场合的傲气而开始见老的时候,那位情妇却穿起光彩夺目的真丝时装,两只乌黑发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收回了自己权利的喜悦,象是开始了第二次青春。奥雷良诺第二又以过去小伙子时的那股热情倾心于佩特拉·科特了。那时,佩特拉·科特并不是因为看中他而爱他的,而是因为她常常把他与他的孪生兄弟相混。她同时与他俩睡觉,以为这是上帝赐给她的宏福,使她有一个男人,而他的爱情却胜如两人。重新燃起的情欲是那么迫切,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在准备吃饭的时候互相瞅着,然后一句话不讲,盖上菜盆饭碗,饿着肚皮进卧室去寻欢了。奥雷良诺第二从他偷偷到法国女郎那儿去的时候看到的摆设中得到启发,给佩特拉·科特买了一张有主教式天篷的大床,在窗上挂起了天鹅绒窗帘、卧室的天花板及四面墙上都镶上了岩石似的玻璃大镜子。这样他就格外显得轻狂了。每天上午十一点火车到达时,他总是收到一箱一箱的香槟酒和白兰地。从车站回家的路上,他总是象跳即兴的昆比安巴舞似地把沿途碰到的人,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乡的,熟识的还是陌生的,都毫无区别地拉到家里。甚至连难以捉摸的只会讲外国话的布朗先生也被奥雷良诺第二诱人的表示所吸引,好几次在佩特拉·科特家里喝得酩酊大醉,叫那几条处处跟着他的德国猛犬随着他按照手风琴节奏信口哼起的得克萨斯歌曲跳起舞来。
“别生了,母牛啊,”奥雷良诺第二在聚会高·潮的时候叫了起来,“别生了,生命是短促的。”
他的脸色从未象现在这么好,也甭想更好了,而他的牲口下起崽来也从没象现在这样没完没了。在那无休无止的聚会上,杀了多少头牛和猪,宰了多少只鸡,连院子里的泥土都被血沤成了黑色的泥潭了。这里成了长年丢弃骨头和内脏、倾倒残羹剩饭的垃圾堆和泔脚缸,需要不时点燃炸药包,以免兀鹰啄掉了客人的眼睛。奥雷良诺第二的胃口简直与当年周游世界后回来的霍塞·阿卡迪奥不相上下。他身体肥胖,脸色发紫,行动象乌龟似地迟钝。由于他毫无节制的旺盛食欲,无与伦比的挥霍能力和绝无仅有的热情好客,其名声早已越出沼泽地一带,吸引了沿海地区最有名望的饕餮者。神话般的饕餮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常在佩特拉·科特家中举行的较量耐力与食量的这种反理性的比赛。在那个倒霉的星期六卡米拉·萨加斯杜梅出现之前,奥雷良诺第二始终是这种比赛的常胜将军。卡米拉·萨加斯杜梅是全国闻名的图腾式[1]的女性,人们给她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母象’。比赛一直延续到星期二天明。头二十四小时中,奥雷良诺第二在吞吃了一头小牛以及许多烤木薯、烤山药和香蕉,外加一箱半香槟酒以后,感到胜利在握。他显得比那位沉着的对手更加精神抖擞,生气勃勃。这位对手的用餐方式具有明显的职业性,但正因为如此,对于满屋挤得水泄不通的各式各样的观众来说,她的举止就不那么激动人心了。奥雷良诺第二狼吞虎咽地连连鼓动着腮帮子,因为求胜心切,他不停地说着脏话,而那位“母象”却以外科医生的技艺切着肉块,吃得不慌不忙,甚至带着某种乐趣。那是个高大而健壮的女人,可是尽管她体格魁梧,却仍然表现出女性的温柔。她的容颜是那么漂亮,她的双手保养得那么细嫩,她的魅力又是那么令人难以招架,以至奥雷良诺第二看到她进来时曾低声咕哝,他宁愿跟她在床上而不是在桌上较量一番的。后来,当看到她吃完了一整只牛腿而丝毫没有违反最温文尔雅的规则时,他一本正经地评论道,那头细腻、迷人、又不知满足的长鼻子动物,就某种意义而言真是位理想的女性。这一点他倒并没有搞错。她被誉为“母象”之前曾被称作“鱼鹰”,那是毫无道理的。她并不是碎牛的机器,也不象人们说的,是希腊马戏团中的那种长胡子的女人。她是演唱学会的指挥。她学会吃的艺术是在她成了家里的一位令人尊敬的母亲以后。她是为了寻找一种使她的孩子更好地摄取营养的方法才开始学习吃的艺术的,这就是不靠人为地刺激胃口而靠精神上的绝对安宁来吃饭的方法。她的理论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它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的:一个人如果内心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圆满解决,他就能不停地吃到精疲力尽为止。因此,她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而不是体育上的兴趣,才丢下演唱学会和家庭不管,来同一位以无原则大食客的美名誉满全国的男子比赛的。从她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发现,奥雷良诺第二不会因胃口不好而输掉,却会因脾气不好而败北。比赛的头一个晚上即将过去的时候,“母象”还是那么若无其事,而奥雷良诺第二已经因为太多的谈笑而显得疲惫不堪了。他们睡了四个小时。醒来后,各人喝了五十只柑桔的甜汁,八公升咖啡,还吃了三十只生鸡蛋。到比赛的第二个黎明,他们已经一夜未睡。在吃完了两只猪,一大串香蕉和四箱香槟酒以后,“母象”猜想奥雷良诺第二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现了与她相同的方法,不过走的道路却是全然不顾后果和荒唐的。那时他的情况已经比她想象的更加危险。当佩特拉·科特把两只烤火鸡端上桌子时,奥雷良诺第二离撑破肚皮只差一步了。
[1]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或其它特殊关系,此物(多为动物)即为该氏族的图腾——保护者和象征。
“如果你不行了,就别再吃吧,”“母象”说,“咱们的比赛是不分胜负。”
这完全是她的心里话、因为她明白自己也是不能再吃一口了,她不想因为造成对手的死亡而心感内疚。但是,奥雷良诺第二却把她的话看作是一次新的挑战,硬是把那只火鸡吞了下去,这显然超越了他那难以置信的能力。他昏过去了,一头扑在盛着残骨余屑的盘子上,嘴里象狗那样地吐着白沫,发出一种垂死挣扎的嘶哑的声音。他感到,在一片黑暗之中,有人把他从一座高塔的顶端抛向那无底的深渊。在他最后一刻清醒的闪光里,他知道在没完没了的坠落的尽头,等着他的是死亡。
“快把我送到菲南达那里去。”他勉强地说了一句。
抬他到家里去的朋友们都认为,他已经履行了对他妻子作出的决不死在情妇床上的诺言。当有人去告诉佩特拉·科特说奥雷良诺第二已经脱离危险时,她已经把奥雷良诺第二想穿着进棺材去的漆皮靴擦得锃亮,正想找人把这些东西给他送去呢。实际上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恢复了健康,十五天以后他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庆贺他死里逃生。他仍然住在佩特拉·科特家里,但每天都去看看菲南达,有时还留在家里吃饭,好象命运颠倒了事情的位置,使他变成了情妇的丈夫和妻子的情夫。
这对菲南达来说真是一种宽慰。在她被弃之一旁的百无聊赖之中,她唯一的消遣就是午睡时弹弹古钢琴,再就是看看孩子们的来信。她每隔十五天给孩子们写一封内容详尽的书信,其中没有一句是真话。她对孩子们总是隐瞒着自己的痛苦,总是避而不谈家里的伤心事。这个家尽管秋海棠上阳光灿烂,尽管下午两点钟时热得叫人窒息,尽管从大街上频频传来聚会的喧闹声,却还是越来越象她父母的那座殖民者的深宅大院了。菲南达在三个活着的幽灵和一个去世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幽灵之间独自徘徊。那死去的幽灵在她弹古钢琴时还常常赶来坐在厅屋阴暗的角落里,以询问的目光注视着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则成了一个影子。自从上次为了鼓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策划一场没有前途的战争而上街以来,他一直呆在工作间里,甚至很少到栗树下解手。他除了接待每隔三个星期前来给他理发的师傅以外,什么人也不接待。乌苏拉每天给他送一次饭,送什么他就吃什么。虽然他还象从前那样热心地做着小金鱼,但不再去卖了,因为他得知人们买他的小金鱼并不是把它看作珍品,而是看作一种历史性的遗物。他把雷梅苔丝的玩具娃娃堆在院子里点火烧了。这些娃娃从他结婚那天起就一直是他房间的装饰品。机警的乌苏拉发现她儿子正在做的事情,却未能制止得了。
“你可真是铁石心肠呀!”她对他说。
“这不是什么心肠不心肠的问题,”他回答说,“房间里简直要生满蛀虫了。”
阿玛兰塔织着她的裹尸布。菲南达不明白她为什么有时还给梅梅写信,甚至给她寄礼物,而对霍塞·阿卡迪奥却不屑一提。当菲南达通过乌苏拉问她原因的时候,阿玛兰塔回答说:“他们都会不明不白地死去的。”这回答在菲南达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始终未能解开的疑团。这位高挑个儿,细长身材,生性高傲和总是穿着好几层泡泡纱衬裙的阿玛兰塔,表现出一种经得起岁月及许多不幸回忆考验的,与众不同的气派,象是额头上印着表示贞洁的圣灰十字。其实,她的圣灰十字是在手上,在那条黑色绷带上。这绷带她睡觉时也不解下,并且总是由她自己洗净熨平的。她的生命就消磨在刺绣裹尸布上了。据说她是白天绣,晚上拆。她并不想以这种方式打破孤独,相反,想以这种方式来保持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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